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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双重生命”源于历史法学派萨维尼的经典命题，核心指法律兼具“社会存在的一部分”与“法学家手中的独立知识分支”的双重属性。这一经典划分在德勒兹“欲望机器”理论的映照下，展现出全新的解释维度。法律既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历史积淀，又必须回应资本流动产生的即时欲望；既通过法典化完成对社会关系的辖域化编码，又在金融创新、数字经济等领域不断经历解域化重构。在资本全球扩张与数字技术革命的当代语境下，该概念进一步拓展为：法律既承载历史积淀的社会价值与秩序逻辑，又需动态回应资本流动、技术变革催生的现实需求，在“规范稳定”与“变革适应” 的辩证关系中，形成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践回应性的存在形态。这种辩证运动恰如季卫东所揭示的“法的跨界性”——在规范与事实、国家理性与市场逻辑、技术效率与人文价值的交错中，法律始终在稳定与变革之间寻找动态平衡。

　　在数字时代的法治语境下，这种双重性体现得尤为深刻。既要保持理论建构的想象力，又不能脱离实证基础的约束力。当算法推荐重塑司法实践、虚拟空间挑战传统产权观念、平台经济重构劳动形态时，法律既作为资本欲望的疏导装置而存在，通过规则设定将无序冲动转化为有序流动；又作为社会正义的防护机制而运作，在解域化的浪潮中维系着文明演进的底线伦理。

　　运用“欲望机器”、“编码解码”等概念工具分析资本逻辑，通过具体案例展现法律回应社会需求的生动过程，是对法律问题如何兼具理论深度与现实解释力的自觉探索。在资本与技术双重变奏的时代，重新审视法律的双重生命，或许正是理解现代法治本质的关键所在。

　　在当代哲学思想的星空中，法国著名哲学家德勒兹以其独特的差异哲学、流变思维和游牧思想，为我们审视世界万象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其中，“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territorialize—deterritorialize—reterritorialize）这一重要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和美学概念，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理解社会文化动态演变的大门。与之紧密相连的“编码”（coding）、“解编码”（decoding）与“再编码”（recoding）的术语，则进一步清晰地表达了德勒兹和加塔利对社会与文化符码流转规律的深刻洞察。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下，资本主义在体制层面悄然地对既有的社会文化符码发起冲击，以市场的现金关系取代了传统的社会组织基础，使得解编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法律制度与文化的发展，始终与社会文化符码的流变同频共振。当德勒兹与瓜塔里将资本主义社会定义为“欲望机器”的运作场域时，法律体系便自然而然地成为这台复杂机器中最具张力的关键齿轮。它具有双重属性，既是被精心编码的规则集合，为社会秩序提供稳定的框架，又是突破既有编码的流动力量，推动社会在变革中前行。这一特性与马克思关于法律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定位不谋而合，深刻揭示出法律本质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之中：一方面，它必须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提供坚实、稳定的制度保障，确保资本能够有序地循环与增殖；另一方面，面对资本扩张所带来的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法律又不得不通过自我解构与重构来做出回应，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经济现实。这种内在的双重性，使得法律在资本增殖的边界处不断游走，形成了“突破既有辖域以维持生命力”的独特生存悖论。

　　以OFO共享小黄车为例，OFO共享小黄车的兴衰史，是欲望机器运作的完整样本。2016年OFO通过“押金+免费骑” 策略，三个月内覆盖几十座城市，将“最后一公里”的出行欲望解域为资本狂欢。有关报道显示，用户押金的平均沉淀期达47天，形成超过60亿元的资金池——这正是德勒兹所言的“解辖域化的欲望流”转化为资本积累的典型。

　　但欲望的无序扩张必然触发再辖域化。2018 年北京出台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强制企业按车辆规模缴纳保证金，OFO的资金链随即断裂。更致命的是，用户的 “退押金欲望” 引发挤兑，排队人数峰值达1600万。这印证了马克思的预言：“资本的扩张必然创造自己的掘墓人。”ofo最终通过“押金转理财”的方式再辖域化欲望，将用户的兑付诉求转化为投资预期，尽管这一操作后来被认定为非法集资。根据百度查询的资料显示，2018年10月至11月，ofo被多个法院的多个案件中列入被执行人名单，涉及执行超标的五千多万元。 2024年2月，ofo关联公司新增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金额高达一千多万元。这个案例的法律启示在于：法律介入处理诉讼纠纷的本质，是将被资本解域的民生欲望重新辖域到社会稳定的框架内，法律既承认欲望的生产性，又划定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

　　在技术官僚资本主义构建的精密控制体系下，法律首先展现出对欲望流进行辖域化操作的功能。国家机器借助严谨的立法程序，将纷繁复杂、看似混沌的社会关系转化为具有可计算性的规范矩阵。以财产权制度为例，它将人们对土地等财产的占有欲望固化为具有排他性的法律权利，明确了财产的归属与流转规则，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奠定了基础；契约法则将人们在经济交往中的交易冲动纳入形式理性的框架之中，通过规范合同的订立、履行与违约责任等内容，保障了交易的公平与安全。然而，这种编码过程从未真正完成。正如法律实证主义所揭示的那样，法律的效力并非来源于纯粹的逻辑自洽，而是始终依赖于特定历史情境中的社会实践。当资本积累突破地理疆域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流动时，金融衍生品监管领域出现的真空地带，便成为法律进行自我更新与完善的试验场。监管机构必须不断制定和修订相关法律法规，以应对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当数字技术深刻重构劳动方式，零工经济、平台经济等新型就业形态蓬勃发展时，算法黑箱与数据确权之争又催生了区块链存证等新型法律技术的应用，为解决数字时代的法律纠纷提供了新的路径。

　　从大陆法系的视角来看，我国作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有着悠久的成文法传统。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规模地进行立法工作，构建了以宪法为核心，包括民事、刑事、行政等多个部门法在内的法律体系，完成了对社会关系的初步编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资本的扩张带来了诸多新的法律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利用、互联网监管等。立法机关及时回应社会需求，不断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例如，为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激发创新活力，多次修订《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提高了侵权赔偿标准，完善了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在环境资源领域，制定了《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并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融入法律制度之中，通过赋予公民环境权、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方式，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法律保护，这正是法律突破既有辖域、进行自我更新的生动体现。

　　美国法学家富勒曾将法律定义为“使人类行为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这一界定精准地把握了法律的核心功能。然而，这一事业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一个核心矛盾：规则治理必然要求法律具有稳定性，只有稳定的法律才能为人们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保障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法律的治理对象——人类社会，却始终处于不断的流变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的变化，都会对社会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增殖的加速度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张力，使得法律在稳定与变革之间的平衡更加困难。

　　以知识产权法为例，其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法律在稳定与流动之间的辩证关系。专利保护期的设定，就是一种精妙的平衡术。一方面，通过给予创新者一定期限内的垄断利润，激发了创新者的研发欲望，鼓励他们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这体现了法律对资本欲望的激励与保护，维护了创新者的合法权益，为技术创新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当专利保护期届满后，相关技术进入公共领域，实现了技术的广泛扩散，使得更多的企业和个人能够利用这些技术进行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从而维系了整体创新生态的平衡与活力。这种平衡本质上是法律对资本欲望的节律化控制，既满足了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又保障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促进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

　　法律实证主义在解释这种辩证关系时展现出独特的理论魅力。它承认法律系统内部规范的自足性，认为法律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体系，具有自身的逻辑结构和运行规律。但同时，法律实证主义更加强调法律与外部社会事实的紧密关联，认为法律的制定、实施和发展都必须立足于社会现实，回应社会需求。在平台经济迅速发展的当下，传统的劳动关系认定标准面临严峻挑战。平台经济模糊了雇主与劳动者之间的界限，平台从业者的工作方式、收入来源、管理模式等都与传统劳动者存在显著差异，使得基于“从属性”标准来认定劳动关系变得困难重重。面对这一现实困境，劳动法不得不进行调整和变革，从传统的“从属性”标准转向更加注重“经济依赖性”标准，以适应平台经济发展的需要，保障平台从业者的合法权益。

　　同样，在金融领域，当加密货币的出现对传统的货币主权构成挑战时，各国央行纷纷开始研究和探索央行数字货币。央行数字货币立法既要充分吸纳区块链技术的去中心化特征，利用其优势提高支付结算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又必须重建国家信用在货币体系中的中心节点地位，维护货币主权和金融稳定。我国在这一领域的探索走在世界前列，积极开展数字人民币的研发和试点工作，并逐步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数字人民币的推出，既顺应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又维护了国家金融安全和货币主权，体现了法律对社会现实的动态回应和创造性转化。这些实践充分印证了美国法学家波斯纳的观察：法律作为“实践艺术”，其生命力并非来源于法律条文的静态存在，而是源于法律人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洞察、动态诠释与创造性转化。法律人通过运用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方法，将抽象的法律规则与具体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使法律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保持活力，实现法律的价值目标。

　　从大陆法系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法律制度的变革始终遵循着法律实证主义的逻辑。我国的立法工作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例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先后制定和修订了《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反垄断法》等一系列重要的商事法律，这些法律既借鉴了大陆法系的先进经验，又充分结合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同时，司法实践也在不断推动法律的发展和完善。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面对新型、复杂的法律问题，往往会通过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方式，对法律规则进行具体的阐释和应用，从而实现法律与社会现实的有效对接，推动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

　　在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的治理图景中，法律解辖域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变革方式，呈现出多种典型形态，这些形态通过具体的技术路径，将法律实践转化为对资本欲望的有效疏导术，在满足资本扩张需求的同时，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概念延展是法律解辖域化的重要技术路径之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自然、社会认识的不断深化，一些传统的法律概念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现实和价值需求，需要通过概念延展的方式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外延。在环境法领域，这种概念延展表现得尤为突出。传统的环境法将“自然”视为人类可以随意支配和利用的客体，注重对人类财产权和经济利益的保护，而忽视了自然本身的价值和权利。然而，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严峻，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对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开始倡导尊重和保护自然。在此背景下，环境法将“自然”从客体上升格为权利主体，通过赋予河流、森林、湿地等自然实体法人资格，使其能够像人类一样享有法律权利，获得法律保护。

　　例如，我国在环境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多起由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绝大部分案件虽然没有直接赋予河流等自然生态客体的法人资格，但通过环境保护组织作为原告提起诉讼的方式，间接实现了对河流生态环境的保护，为自然权利的法律保护提供了实践探索。此外，还在不断完善环境法律制度，将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等理念纳入法律体系，进一步拓展了环境法的概念范畴，强化了对自然环境的法律保护。这种概念延展不仅回应了生态危机带来的挑战，也为资本在环境领域的投资和发展设定了新的规则和边界，引导资本向绿色、环保的产业方向流动，实现了对资本欲望的有效疏导。

　　程序重构是法律解辖域化的另一种重要技术路径。传统的法律程序往往具有繁琐、耗时、成本高等特点，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需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应运而生，通过运用算法、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对传统的法律程序进行重构，实现了纠纷解决的便捷化、高效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用算法替代法官的部分裁量权，通过预设的规则和模型对纠纷进行分析和判断，快速做出裁决。这种方式不仅大大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降低了纠纷解决的成本，而且为当事人提供了更加便捷、灵活的纠纷解决途径。

　　场域迁移是法律解辖域化在数字时代的重要表现形式。随着元宇宙等沉浸式虚拟空间的兴起，人类的社会活动逐渐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延伸，虚拟财产、虚拟身份、虚拟交易等新型社会现象不断涌现，对传统的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必须随之进行场域迁移，从物理空间向数字空间拓展，建立适应数字空间发展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体系。

　　虚拟财产确权是法律场域迁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元宇宙中，虚拟财产具有稀缺性、价值性和可交易性，成为人们重要的财产形式。然而，传统的法律制度对虚拟财产的法律属性、权利归属、流转规则等缺乏明确的规定，导致虚拟财产纠纷不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已经开始对虚拟财产进行法律保护。例如，在一些网络游戏虚拟财产纠纷案件中，法院认定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受法律保护，玩家对其拥有的虚拟财产享有所有权。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进相关的立法工作，研究制定针对虚拟财产保护的法律法规，明确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和保护措施。此外，网络虚拟货币交易规则的制定也是法律场域迁移的重要体现。虚拟货币作为数字空间中的一种支付工具，其交易活动涉及金融安全、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多个方面。我国对虚拟货币交易采取了严格的监管态度，明确禁止任何虚拟货币的代币发行融资和交易活动，防范虚拟货币交易带来的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

　　这些技术化解决方案实质上是将资本欲望导入可控通道的疏导术。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深刻揭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法律变革总是滞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但这种滞后性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系统自我调适的安全阀。当劳动法无法应对零工经济的冲击时，“第三类劳动者”概念的发明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第三类劳动者”是介于传统劳动者和自雇者之间的一种新型劳动者群体，他们既不同于传统劳动者那样与用人单位存在严格的隶属关系，也不同于自雇者那样完全独立地开展经营活动。这一概念的提出，为零工经济从业者的法律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既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传统劳动法律制度崩溃的风险，又为资本在零工经济领域的发展争取了试错空间。资本可以在这一框架下，更加灵活地配置劳动力资源，降低用工成本，同时也为零工经济从业者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从大陆法系的角度来看，我国法律制度在解辖域化的过程中，始终注重通过技术路径的创新来实现对资本欲望的疏导。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积极运用概念延展、程序重构、场域迁移等技术手段，不断完善法律制度，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需求。例如，在数字经济领域，制定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数字经济法律体系，通过明确数据的权属、保护个人信息安全、规范网络行为等方式，引导资本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合理流动和有序发展，实现了法律对数字经济的有效治理。

　　法律解辖域化在推动法律制度创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潜藏着深刻的异化危机。这种危机在技术官僚资本主义的背景下表现得尤为突出，对法律的价值理念、制度功能和社会秩序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

　　在司法领域，算法推荐系统的广泛应用带来了新的问题。算法推荐系统通过对用户的“数据画像”进行分析，实现了精准的法律营销。一些法律服务机构利用算法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个人信息、法律需求等因素，向用户推送个性化的法律服务产品。这种精准营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法律服务的效率和针对性，但也使得司法公正的公共性受到严重挑战。司法公正本应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普适性和公平性，不受个人身份、财富、地位等因素的影响。然而，当司法公正被拆解为可计算的私人服务产品时，不同经济实力的用户能够获得的法律服务质量和数量存在显著差异，导致司法公正的公平性受到损害。富裕的用户可以通过购买高端的法律服务产品，获得更加优质、高效的司法保护；而经济条件较差的用户则可能因为无法承担高昂的法律服务费用，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在国际层面，跨国企业利用法律冲突进行司法套利的行为，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法律秩序造成了冲击。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国企业的经营活动日益跨越国界，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系。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存在差异，跨国企业往往会利用这些差异，选择在法律规定较为宽松、税负较低、监管较弱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营活动，以降低经营成本、规避法律风险、追求利润最大化。这种司法套利行为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壁垒沦为资本流动的跳板，削弱了国家对经济的监管能力，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一些跨国企业通过转移定价的方式，将利润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和地区，逃避在本国的纳税义务，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影响了国家的财政稳定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同时，司法套利行为也加剧了国际间的税收竞争和贸易摩擦，不利于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这种异化现象深刻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法律作为意识形态装置，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服务于资本的利益。随着资本无限扩张的需求不断增强，法律逐渐偏离了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初衷，走向自我否定的边缘。法律不再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的工具，反而成为资本追逐利润、压迫劳动者的手段，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然而，危机本身也孕育着解放的可能。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提供了新的视角，他强调“欲望生产”永远存在溢出辖域的能量，这种能量是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的重要动力。在法律领域，当消费者数据权运动兴起时，广大消费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对数据权益的诉求，要求加强对个人数据的保护。这种社会运动迫使各国政府和立法机关采取行动，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的出台就是一个典型案例。GDPR突破了传统隐私权框架的限制，赋予了消费者更多的数据权利，如数据访问权、数据更正权、数据删除权等，加强了对个人数据的保护力度。这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不仅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对企业的数据收集、使用和管理行为进行了规范，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同样，在环境领域，气候、环保等公益诉讼的兴起，将代际正义的理念写入判例，为环境保护提供了新的法律途径。公益诉讼允许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追究违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通过公益诉讼，不仅可以对违法行为进行制裁，还可以推动环境法律制度的完善，提高全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

　　这种辩证运动恰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法律既是系统整合的工具，也是生活世界自我捍卫的武器。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社会系统整合的重要工具。但同时，法律也能够为生活世界中的个体和群体提供保护，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抵御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蚀。法律的每一次解域化突破，都在为重建人的主体性开辟可能的空间。通过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人们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体力量。

　　法律作为“欲望机器”的舞蹈，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展现出复杂而矛盾的特征。它既受到资本逻辑的制约和影响，不可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枷锁，始终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和能动性，无法彻底实现解辖域化的乌托邦，在不断的自我突破中寻求发展和完善。然而，正是在这种永不停息的自我突破中，我们看到了法律发展的希望和潜力。

　　法律实践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不断将资本设定的“应当”转化为新的“可能”。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往往会设定各种规则和限制，试图将社会经济活动纳入其预设的轨道。但法律通过不断的创新和变革，打破了资本的垄断和控制，为社会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例如，劳动者权益保护法律的完善，使得劳动者在与资本的博弈中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保障，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劳动报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的制定和实施，规范了企业的经营行为，保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

　　在这一过程中，那个曾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的自由联合体，或许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制度创新的实验室中悄然生长。人的自由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自由和协作，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法律制度的创新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通过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法律体系，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为人们提供了平等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机会，推动了人与人之间的协作与交流，逐渐向人的自由联合体的目标迈进。同时，制度和理论的发展将继续在资本逻辑的裂缝中寻找超越路径，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和完善，继续秉持批判性反思的精神，应对各种挑战和危机，在破碎处重建整体性，推动法律朝着更加公平、正义、高效的方向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