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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锚点，华尔街近100年来始终主导世界资本定价与资源配置，是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标杆与典范。当下，全球经济格局深度重构、新兴金融中心加速崛起，叠加机构外迁、资金流向调整等变化，关于纽约金融中心是否面临转移、陷入衰退的争论愈演愈烈。这座老牌金融枢纽在业态收缩与空间调整中，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格局之变。

　　人工智能浪潮席卷而来，以自主智能体、全流程智能化重塑交易、资管、风控等核心环节，成为纽约金融业转型突围的关键变量，开启金融科技赋能的新周期。洞察纽约金融中心的演变逻辑，研判AI时代的发展趋势，不仅关乎全球金融格局走向，更为中国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与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与务实路径。

　　纽约市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全球金融服务之都，是世界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强的金融市场核心，每年处理数万亿美元的交易，推动着影响全球经济的投资决策。其中，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下称 “纽交所”）和纳斯达克（NASDAQ）发挥了关键作用。据世界交易所联合会统计，两大交易所2025年总市值高达 69 万亿美元，是孟买、上海等城市交易所总市值的6至7倍，优势显著。

　　两大交易平台并肩而立且各有专攻。纽交所深耕传统蓝筹领域，保障全球成熟资本的稳定流转，聚焦盈利稳定、规模庞大、行业领先的成熟企业，上市标准位列全球最严苛之列。其主板上市要求企业具备强劲的盈利能力、稳定的现金流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例如要求企业最近 3 年累计税前利润不低于 1.1 亿美元，或满足市值与营收的双重达标条件，同时对股东权益、流通股数量等也设有限制。严苛的上市标准，让纽交所汇聚了全球最具实力的企业群体，包括可口可乐、摩根大通、沃尔玛、阿里巴巴等跨国巨头。截至 2026 年初，纽交所上市公司总数约 2800 家，总市值超 30 万亿美元，日均交易量、上市企业总市值和融资规模均稳居全球前列。

　　纳斯达克则引领科技创新浪潮，承载全球成长资本的发展潜力。1971 年 2 月 8 日，纳斯达克正式运营，作为全球首个全电子化证券交易市场，它彻底颠覆了传统交易所的运营模式—— 无实体交易大厅，完全依靠计算机网络实现股票报价与交易撮合。这一创新不仅大幅降低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更打破地域限制，让全球投资者可便捷参与市场交易，开启了金融市场数字化的新时代。纳斯达克的崛起与美国科技产业的爆发密不可分，其 “包容创新、适配成长” 的上市定位，契合科技企业、生物科技企业等创新型企业的发展需求。与纽交所严苛的盈利要求不同，纳斯达克采用“分层递进式”上市标准，将上市板块分为全球精选市场、全球市场和资本市场三个层次，分别适配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

　　其中，全球精选市场定位最高，面向全球领先的大型创新企业，上市标准与纽交所主板持平；全球市场面向成熟成长型企业，门槛相对适中；资本市场则面向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门槛较低，甚至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只需满足市值、营收或现金流等替代指标即可。灵活的上市机制，让纳斯达克成为全球创新企业的首选上市地，尤其在科技、生物科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集聚效应极为显著。截至2026年初，纳斯达克上市公司总数约3900 家，其中科技股占比超40%，既汇聚了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全球顶级科技巨头，也培育了大量处于成长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

　　两大交易所背后集团的全球布局同样不容小觑。与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国家事业单位属性不同，海外交易所多为独立运营的企业，部分交易所甚至可自身发行股票在所属交易所上市交易。纽交所的母公司洲际交易所（Intercontinental Exchange, ICE），运营着纽约、伦敦、新加坡、荷兰、加拿大的13家受监管交易所和6家清算公司，市值排名全球第4的泛欧交易所也是其旗下子公司，由此构建了全球领先的交易与风险管理基础设施网络。ICE以能源衍生品起家，通过一系列战略并购，成长为覆盖证券、期货、清算、数据服务的全球金融市场领导者。其中，ICE期货欧洲是全球最大的能源期货交易所之一，其布伦特原油期货为全球定价中心，全球超70%的原油贸易以此为定价基准；ICE旗下清算所为全球市场提供中央对手方（CCP）清算服务，有效降低交易对手风险。2013年ICE完成对纽交所泛欧交易所的收购后，始终维持其独立运营，ICE发挥技术与衍生品市场优势，纽交所则贡献证券市场规模与全球影响力。

　　纳斯达克公司则是另一大寡头交易所集团，在6个国家拥有并运营24个市场、3个清算所以及5个中央证券存管处，可交易美国和欧洲的股票、期权、固定收入、衍生品、商品、期货以及结构性产品。2008年纳斯达克公司收购OMX集团，获得北欧与波罗的海交易所网络，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纳斯达克-北欧和波罗的海交易所，是2025年全球市值第15大交易所，交易范围覆盖瑞典、丹麦、芬兰、挪威、冰岛及波罗的海三国等区域。此外，纳斯达克北欧清算所是全球金融市场最安全高效的中央对手方（CCP）服务商之一，清算服务覆盖多类金融与大宗商品衍生品市场，核心产品包括北欧市场股票衍生品、固定收益衍生品、欧美股票篮子合约、以瑞典克朗和欧元计价的场外利率衍生品，关联北欧、德国、英国、法国等多国电力、天然气市场的大宗商品衍生品，以及挪威-瑞典电力证书、碳排放权衍生品、北欧市场债券回购协议等。

　　了解两大交易所及其背后母公司的全球布局，便能理解纽约除了拥有美元霸权的货币影响力，更有金融基础设施机构的影响力及全球网络作为金融基座。这座城市诞生的交易制度、报价系统、清算方式，由两大交易所率先尝试和应用，并通过一系列战略并购与全球其他城市的交易所建立关联，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产定价、交易和结算金融链条。

　　2000 年以来，全球金融格局从欧美单极主导向多极化发展重构，次贷危机、新兴市场崛起、金融科技革新等因素，深刻影响了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格局。纽约作为全球传统金融核心，其地位是否被削弱的问题，被反复提及和论证。要厘清这一问题，需从纽约城市内部、美国国内以及全球维度找寻依据。

　　从城市内部看，笔者整理了 2001 年以来纽约市金融保险业占GDP的比重（如图 1），可见，除2008-2010年金融危机期间外，其余年份该市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始终维持在25%左右，2021年最高达27.2%，近10年最低也有24.1%，整体保持稳定。这反映出一个基本事实：从城市经济增长特征来看，金融保险业的增速基本与纽约市整体经济增速持平，其作为纽约市的首位产业，地位从未被动摇。

　　图1 2001-2024年纽约市金融保险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变化。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整理。

　　但是最近来自《经济学人》(TheEconomist)杂志的一篇报道却认为，拥有200年历史的纽约金融中心正褪去往日光环，主要依据三大事实：其一，高税收导致高净值人群持续流失，纽约州企业所得税税率为7.25%，而纽约市除征收企业所得税外，还加征区域交通网络税，部分本地企业仅地方税税负就超18%，这让不少金融业超级富豪选择离开纽约开展业务；其二，金融岗位增长乏力，从业人口持续流失，纽约市金融保险业就业人口占比连年下滑，从1990年的11.5%降至2025年8月的7.7%，例如摩根大通在德克萨斯州的员工人数已超过纽约，高盛也在敦促部分经理人迁往达拉斯和盐湖城；其三，高昂的运营与生活成本降低了纽约的吸引力，据价格比较网站Bankrate数据，纽约市最基础的汽车保险平均年费为1729美元，比全美费用第二高的州高出约400美元；2024年纽约市苗圃平均年租金涨至26000美元，较2019年上涨43%；住房成本同样居高不下，房地产网站据显示，纽约市公寓月租金中位数约为3600 美元，是美国50个最大城市平均租金（约1700美元）的两倍多，这对雇主和雇员都是沉重的负担。。

　　图2 纽约市金融保险业的就业比例持续下降，健康护理和社会支持的就业比例显著上升。资料来源：《经济学人》

　　从全球维度来看，纽约的部分传统优势业务面临伦敦、新加坡、香港、上海的强力竞争，市场份额小幅下滑，且顶级金融中心间的差距持续缩小。外汇交易领域，伦敦始终稳居全球首位，2025年国际清算银行（BIS）数据显示，伦敦占全球外汇交易份额的37.77%，纽约仅为18.59%，较2022年下降0.88个百分点；新加坡则依托东南亚经济崛起，份额提升2.37个百分点至 11.83%，成为全球第三大外汇交易中心。尽管美元仍是全球最主要的交易货币，占89%的外汇交易，但纽约在外汇交易领域的核心地位已被伦敦超越，且面临亚太金融中心的持续追赶。IPO 融资领域，纽约的全球融资平台优势有所弱化，2014-2024年港交所IPO累计募资规模达3047.2亿美元，剔除SPAC后超越纽交所的2902.4亿美元和纳斯达克的2765.7亿美元，成为全球十年累计募资规模第一的交易所。

　　这种竞争压力也体现在全球金融中心综合排名中。2025年第38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显示，纽约虽仍位列全球第一，但评分较上期下降2分，与伦敦、香港、新加坡的差距缩至 1分；而新加坡评分大幅上升13分，成为增长最快的顶级金融中心。在金融科技细分领域，香港、深圳甚至超越纽约位列全球前二，反映出纽约在新兴金融领域的创新优势已不再显著。

　　总体来看，纽约全球金融中心的核心根基依然稳固，但相对优势正逐步被稀释。在美国国内，证券业的就业与交易资源出现区域分散，人口逐步向其他地区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伦敦、新加坡、香港等金融中心分流了部分业务份额，纽约“一家独大” 的态势有所改变。不过依托美元霸权、完善的金融生态和核心金融基础设施，其全球第一金融中心的地位短期内仍相对稳固。

　　在生成式AI、去中心化金融DeFi、代币化资产、嵌入式金融以及绿色金融等新兴金融产品崛起并与传统金融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纽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的格局，正经历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以来最深刻的变革。

　　从空间布局来看，金融区正向“24小时生活圈”转型。随着数字化和远程办公的普及，华尔街的物理形态发生显著变化，2024-2025年，纽约金融区（FiDi）迎来创纪录的办公楼改住宅工程，25Water Street等昔日投行总部大楼，被改造为拥有上千套公寓的居住社区。华尔街不再是日落即静的银行聚集地，正逐步演变为融合科技初创企业、高档住宅和商业配套的综合社区，这一转型有助于纽约在“后办公室时代”留住人才，同时缓解住房危机。

　　从基础设施来看，区块链技术正在重塑金融底层架构，新兴数字资产产品推动传统交易所开展底层技术革命。例如在7×24小时交易与即时结算方面，纽交所等机构正探索基于区块链的交易平台，力求实现全天候交易与T+0即时清算，传统的“开市钟”与“收市钟”正逐渐失去实际功能；房地产、国债、私募股权等传统资产，也正通过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RWA）产品进入金融市场，纽约梅隆银行等金融巨头已开始将数字资产托管与传统业务全面整合，纽约正力图确立自身“全球资产代币化中心”的地位。

　　从服务模式来看，嵌入式金融兴起，传统大型银行的职能正从“前台窗口”向“后台基础设施”转变。银行业即服务（BaaS）模式快速发展，摩根大通、高盛等纽约金融巨头通过API接口，将支付、借贷、理财等金融服务直接嵌入电商、社交媒体、财税软件等非金融平台。纽约正从单纯的“交易中心“向“生态枢纽”转型，不再只是金融产品的“卖场”，更成为全球嵌入式金融生态的枢纽，通过技术输出掌控全球流量端的金融结算。

　　从人才结构来看，金融人才需求正从传统“金领”向“硅巷”倾斜，纽约的人才吸引力中心从纯金融建模转向人工智能和金融科技应用。纽约正致力打造全球“应用人工智能（Applied AI）”之都，金融机构对机器学习专家、数据科学家的需求已远超传统交易员，曼哈顿的“硅巷”与下城的华尔街在人才流向上实现融合。尽管部分中后台职能受税收和成本影响，向迈阿密、德克萨斯州等地区迁移，但高端的AI金融决策和金融产品研发环节，仍牢牢扎根于纽约。

　　从监管体系来看，纽约正建立数字化金融与传统金融的监管边界，通过前瞻性监管政策，试图在创新与稳定之间构建全球标准。纽约市设立了专门的数字资产与区块链技术办公室，并推动《GENIUS Act》等法案落地，为稳定币、加密资产构建清晰的监管框架。此外，纽约还在积极争夺绿色金融定价权，随着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产品的兴起，纽约依托其资产管理规模优势管理着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对冲基金资产，正逐步成为绿色债券和气候金融产品的全球定价中心，将气候风险转化为可交易的金融资产。

　　未来，纽约全球金融中心或将不再是由摩天大楼与西装革履构筑的单一“钢筋森林”，而是成为“以AI为大脑、区块链为骨架、数据中心为动力”的数字金融母体。它正从单一的金融交易枢纽，转型为全球金融科技（FinTech）和人工智能（AI）的创新实验场，以此应对来自新加坡、伦敦、迪拜等新兴金融中心的激烈竞争。

　　“解释城市”专栏由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戴跃华博士主持，在第一季围绕城市研究的基本理论和前沿方法的基础上，本季将聚焦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香港、新加坡、迪拜、悉尼、首尔12座国际大都市，从经济与产业、历史与文化、生态与空间等角度深入研究城市的特征与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