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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兰卡帕西人是斯里兰卡少数族群中的最少数群体，却对斯里兰卡近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斯里兰卡帕西人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形成时期（19世纪上半叶）、繁荣时期（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衰微时期（1948年至今）。斯里兰卡帕西人是印度帕西人的分支，是斯里兰卡印度裔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英国殖民时期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该族群通过参与斯里兰卡的经济、政治、公共事务逐步融入当地社会，建立起对斯里兰卡国家的认同感。

　　科伦坡5区加瓦特路28号 帕西墓园外街景。图源：“季风实验室”微信公众号

　　帕西人（Parsis）是伊朗萨珊王朝灭亡（公元651年）后那些不愿改变传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伊朗人后裔。伊朗萨珊王朝由伊朗波斯部落建立，因此当时泛称伊朗人为波斯人（Persians），之后在印度音变为帕西人。从8世纪起，随着波斯地区的大规模化，部分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为躲避宗教迫害东迁至印度，在保持原有宗教信仰的基础上，不断改变自身语言和习俗，由此形成印度重要的少数族群——帕西人。当今全世界帕西人口不足10万人，集中分布于印度，随全球化移民进程散居于世界各国。斯里兰卡（旧称锡兰）是位于南亚地区印度洋交通要道上的岛国，自古以来因其海上地理位置的优越性成为重要的国际商贸中心。斯里兰卡帕西人是该国少数族群中的最少数群体，据斯里兰卡民族团结、对话与官方语言部官方手册《斯里兰卡人民》显示，斯里兰卡帕西人在全国19个族群中居于末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一边缘族群曾在英属锡兰的经济领域占据除英国人之外的首要地位，他们为斯里兰卡诸多行业打下的基础对该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因此很有必要对其发展历史和社会贡献进行深入研究。

　　国内外学界对帕西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印度帕西人，国内关于斯里兰卡帕西人的研究尚为空白，斯里兰卡本国公众和学界对这一微小族群也普遍缺少关注和认识，目前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或专著都出自斯里兰卡帕西人或印度人之手。本文结合文献阅读、实地考察和远程采访的研究方法，试图梳理斯里兰卡帕西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总结这一族群的基本特征，并论述其对斯里兰卡近现代社会发展作出的贡献，以期弥补国内学界对斯里兰卡帕西人研究的不足。本文既是对斯里兰卡的印度裔移民和少数族群研究的补充，同时也是对印度帕西人向外迁徙和琐罗亚斯德教向外传播发展研究的补充。

　　公元7世纪之前，在斯里兰卡散居的琐罗亚斯德教徒都来自伊朗。斯里兰卡梵语石刻《西格利亚传》明确提及5世纪来自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祭司，被称为玛伽·婆罗门（Maga Brahmana）。该名字显然是琐罗亚斯德教祭司称谓“麻葛”，加上印度宗教祭司称谓“婆罗门”而成。萨珊王朝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据此推测当时在斯里兰卡的波斯商人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可能性较大。7世纪中期，随着阿拉伯军队进入伊朗，教开始在伊朗地区盛行，琐罗亚斯德教徒逐渐沦为伊朗少数派。自此之后，直接来自伊朗并在斯里兰卡做贸易的波斯商人主要是信奉教的，而非琐罗亚斯德教徒。16—18世纪，斯里兰卡先后历经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殖民统治，在此期间斯里兰卡可能存在来自伊朗或印度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但如今缺乏实际考古证据。只有零散记载称葡萄牙和荷兰殖民时期，在葡萄牙和荷兰殖民者控制区、贾夫纳王国和康提王国都发现了来自伊朗或印度的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水手和商人的墓碑。19世纪之前，斯里兰卡关于琐罗亚斯德教及其信徒的历史记载和考古证据并不多。这些古代和中世纪抵达或定居斯里兰卡的琐罗亚斯德教徒来自伊朗或印度，在海上贸易过程中自发来到斯里兰卡，并未形成一定规模的移民浪潮，也未在斯里兰卡形成定居的社区，这与本文探讨的斯里兰卡帕西人存在本质区别。

　　本文探讨的斯里兰卡帕西人专指在英国殖民时期从印度帕西人中移居到斯里兰卡的群体及其后裔，斯里兰卡帕西人的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形成时期（19世纪上半叶）、繁荣时期（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衰微时期（1948年至今）。

　　18世纪末19世纪初，印度帕西商人在海外贸易中将斯里兰卡西南岸港口城市科伦坡选为重要落脚点，随后在该国逐渐形成斯里兰卡帕西人这一少数族群。目前已知的第一位斯里兰卡帕西人是达迪·希尔治（Dady Hirjee），又名达迪·曼切赫尔治（Dady Muncherjee）。1798年，他从印度移居至斯里兰卡科伦坡，成为首位在斯里兰卡经营店铺的帕西零售商，也可能是当时最早在科伦坡要塞区开店的印度裔商人。达迪商铺的主要业务是运输科伦坡港的进出口货物，同时为通航于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沿线的帕西制船提供便利，此外他作为英国人的代理贸易商负责拍卖被锡兰海关没收的货物。另一位早期斯里兰卡帕西代表人物是霍尔木兹治·汉姆巴塔（Hormusjee E. Khambatta），他于1803年从印度古吉拉特和孟买沿海地区迁往斯里兰卡，在科伦坡要塞区及其附近的中央商务区贝塔区开办公司，从印度、欧洲、中国进口商品，率先推动蔗糖在斯里兰卡的销售。19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帕西人已初具规模，根据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在斯里兰卡工作的帕西人男性约100人，再加上女性和儿童，总人数应该超过100人。这一时期定居斯里兰卡的帕西家族包括希尔治、汉姆巴塔、可汗（Khan）、凯普顿（Captain）、佩斯同治（Pestonjee）、科伦坡瓦拉（Colombowalla）、霍尔木兹治（Hormazjee）、卡帕蒂亚（Kapadia）、潘队（Panday）等。

　　这批早期从印度迁往斯里兰卡的帕西人无一例外都出于商贸目的，按其涉及业务范围大致可分为三种不同的身份，即买办商人、种植园主、船务人员。帕西买办商人在科伦坡置办土地并开设商铺、公司和工厂，不仅积极拓展本族海外贸易版图，大力提升本族经济社会地位，同时还协助英国人在斯里兰卡进行贸易活动，充当西方和斯里兰卡贸易的中间人和代理人。帕西种植园主在斯里兰卡中部山地大量购买种植园土地，通过种植园经济作物快速积累财富，帕西船务人员可为本族商人跨海贸易提供便利，以上三种不同角色相互补充，协同构成结构完备的斯里兰卡帕西商人团体。

　　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斯里兰卡帕西人的形成原因离不开帕西人建设全球贸易网络的“自驱力”、斯里兰卡的“吸引力”和英国的“外在助推力”的综合作用，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第一，19世纪是“日不落”英国的黄金时代，其全球贸易遍布世界。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传统的印度洋贸易线路已经相当成熟，英国殖民贸易在此基础上以其南亚殖民地为枢纽，印度洋由此成为全球海运和贸易最繁忙的大洋之一。第二，在印度各族群中，帕西人极具经商贸易的天赋，这大约与伊朗自古以来就处于丝绸之路贸易的枢纽地位密切相关。 唐朝时期，粟特人（东伊朗人的一支）在丝绸之路的贸易中曾享有盛誉。善于经商的天赋，再加上印度帕西人主要居住在印度西海岸的孟买和古吉拉特这些拥有发展海洋贸易天然优势的地区，使得印度帕西人能够抓住时代机遇谋求族群发展，积极主动地开发新的海外市场。19世纪以来，印度帕西人加速欧化进程，“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成为印度的精英阶层，对印度乃至整个南亚地区的经济和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三，在印度洋贸易大发展的背景下，斯里兰卡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英殖民帝国勾连印度次大陆与东南亚地区，进而与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海洋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斯里兰卡在英殖民的印度洋贸易网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上述因素都促使以印度帕西人为首的大量印度裔商人移居斯里兰卡。由此，帕西人在斯里兰卡落地生根，逐渐发展成为斯里兰卡当地的一个族群。

　　移居斯里兰卡的帕西人凭借前期在印度积累的物质财富和人脉资源，将斯里兰卡作为定居和未来发展的大本营，源源不断吸引更多印度帕西人前往斯里兰卡定居。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斯里兰卡帕西人迎来发展黄金时期，人口呈稳步上升的趋势，最繁荣的时期是1930—1945年，总人口为350—450人。英国殖民时期，斯里兰卡帕西人取得长足稳定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表现。

　　斯里兰卡帕西人最显著的发展体现在商贸领域的成就，他们的业务范围从进出口贸易、船舶运输服务拓展至斯里兰卡国内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保险业、娱乐业，在斯里兰卡印度裔商人群体中和锡兰商会中占据显赫地位。其次，斯里兰卡帕西人另一显著发展体现在通过多元化职业选择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相较于出生于印度的第一代斯里兰卡帕西人，第二代斯里兰卡帕西人大都出生和成长于斯里兰卡，成年后的职业不再局限于商界，而是涵盖行政管理、政治外交、法律、医学、建筑、教育、体育等各种高端行业。最后，在公共生活和族群文化方面，斯里兰卡帕西人通过一系列举措大力发展和巩固本族群的独特性。该时期帕西人口形成较大规模，出于世俗生活和宗教仪式的双重需要，1826年、1887年相继两次修建帕西墓园，1927年还修建了斯里兰卡唯一的琐罗亚斯德教宗教场所拜火庙，同年组建帕西青年俱乐部，后改名为帕西运动俱乐部，1939年锡兰帕西协会的成立更是标志着斯里兰卡帕西人内部管理机构的正式形成，当前斯里兰卡遗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帕西人遗迹都是这一时期建造的。

　　1948年2月4日斯里兰卡宣告独立后，新政府对印度裔移民政策的改变以及全国僧伽罗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导致斯里兰卡帕西人的发展受到影响。英国殖民时期法律规定，凡出生于英国王室管辖区的人都是英国臣民，因此无论是英属锡兰人还是英属印度人一律被视为英国臣民。独立不久后，斯里兰卡议会颁布《锡兰公民身份法》（于1948年11月15日生效），旨在规定锡兰公民身份及相关事宜。该法案在确立和保障锡兰公民身份的同时，对在锡兰移民较多的印度泰米尔人的公民身份认定设置了较多限制，源自印度的锡兰帕西人也因此受到波及。1949年，斯里兰卡议会紧急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居民（公民身份）法》，规定授予任何在锡兰连续居住10年（已婚人士7年）且收入高于规定水平的印度裔或巴基斯坦裔申请者公民身份，因此选择留居斯里兰卡的帕西人获准恢复合法居民身份。以斯里兰卡首位帕西族辩护律师纳里曼·乔克西（Nariman K. Choksy）为例，1947—1950年短短四年时间中，他先后历经“御用大律师”“无国籍人士”“杰出公民”三种不同身份，让人得以窥见印度裔移民精英人士和微小族群在这一激变时代中的独特经历。

　　尽管斯里兰卡政府不断调整对印度裔移民的政策法案以鼓励经济地位高、社会贡献大的移民群体留在该国，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以斯里兰卡帕西人为代表的殖民时期移民形成的少数族群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亟待选择国籍和确立公民身份。斯里兰卡独立直接引发该国将近50%的帕西人重返印度，加入印度国籍，从而导致斯里兰卡帕西人人口锐减。更为重要的是，1956年斯里兰卡政府通过《官方语言法案》，规定僧伽罗语取代英语成为斯里兰卡唯一官方语言，僧伽罗佛教民族主义运动兴起，斯里兰卡少数族群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语言等各方面的发展均受到限制。精通英语、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斯里兰卡帕西人为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移民至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等西方国家，导致斯里兰卡帕西人口进一步大幅缩减。2024年，斯里兰卡帕西人口大约30人，锡兰帕西协会现任受托人是阿班·佩斯同治（Aban P. Pestonjee）、索力·凯普顿（Sohli E. Captain）、维什塔斯普·乔克西（Vishtasp K. Choksy）。他们所在的佩斯同治、凯普顿、乔克西家族是21世纪斯里兰卡社会影响力不容忽视的三大帕西人家族。

　　斯里兰卡帕西人形成于19世纪，这一时期印度帕西人通过担任西方殖民者的经纪代理人赚取了大量财富。他们出于开辟海外贸易市场的目的向外扩展，抵达斯里兰卡后凭借原始的资本积累、擅长经商的天赋及其与英国殖民者的密切关系，逐渐在斯里兰卡商界脱颖而出。斯里兰卡帕西人拥有近百年的繁荣发展时期，在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面临人口缩减的问题，至今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斯里兰卡帕西人的身份定位与印度人、英国人、斯里兰卡人密不可分，呈现出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第一，斯里兰卡帕西人与印度帕西人既有诸多相同，也有相异之处。斯里兰卡帕西人是近现代印度帕西人的分支，在迁入斯里兰卡之前已经形成族群共同体，保持原来族群的独立性，未与其他族群融合同化，最终成为斯里兰卡少数族群之一。斯里兰卡帕西人的起源完全是印度帕西人，而非波斯人，因此对印度有故乡之情和文化认同感。斯里兰卡帕西人和印度帕西人同处南亚地理历史文化背景，在宗教信仰、节日庆典、生活习惯、职业选择、性格特征、现实问题等方面保持高度相似性。印度帕西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使用古吉拉特语和英语，以擅长经商和热衷慈善事业闻名于世，大量出资建设火庙和墓地，从20世纪开始人口不断减少，成为印度人口最少的族群。斯里兰卡帕西人同样如此，他们坚守琐罗亚斯德教信仰，从印度聘请帕西祭司帮助执行宗教相关事务，日常惯用英语，接受古吉拉特语培训，在商业和慈善领域同样表现出色，积极参与帕西人内部社区和外部社会的公共事务，21世纪也面临人口严重减员的问题。斯里兰卡帕西人在诸多方面与印度帕西人基本保持一致，但因为两国国情不同，也存在一定差异和变通。例如在属于宗教仪轨的葬礼方面，斯里兰卡帕西人较早放弃达克玛天葬制度，而采用土葬的阿拉姆伽赫墓园。斯印两国帕西人在商贸领域经营范围也有所不同，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交易。许多印度帕西家族通过运输和批发收敛巨额财富，交易成为19世纪印度帕西人推动孟买乃至整个印度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之一，但在锡兰帕西人的文献中却鲜有贸易记录，这说明斯里兰卡帕西人很少参与罪恶的贸易。

　　第二，斯里兰卡帕西人在斯里兰卡印度裔移民中具有很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斯里兰卡帕西人是印度古吉拉特和孟买地区商人移民至斯里兰卡的先驱者，也是斯里兰卡印度裔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斯里兰卡多元族群宗教文化体。斯里兰卡种植园经济的兴起吸引大批印度人向斯里兰卡移民以谋求更好的发展机会，19世纪从印度迁至斯里兰卡的移民群体可分为两大类，即种植园劳工（主要是来自南印度的泰米尔人）和自由移民（包括政府官员、医务人员、教师、职员、商人等）。在自由移民群体中，来自印度西海岸古吉拉特邦和孟买的商人群体尤为重要，他们前往斯里兰卡开辟贸易市场，掀起了一股商业移民浪潮，包括帕西人、波哈拉人（Bohras）、古吉拉特人（Gujaratis）、梅蒙人（Memons）、信德人（Sindhis）、霍加人（Khojas）等，其中帕西人是该群体中最早定居斯里兰卡的。来自古吉拉特的这批商人兼有琐罗亚斯德教、教、印度教等多元宗教背景，由于来自相同地域、从事相同职业、使用相同语言，相互合作构建职业共同体，帕西人作为该移民团体的先驱者，同时也得益于和英国人商贸活动联系最为紧密，在印度裔商人移民中占据首要地位。20世纪20年代，科伦坡印度商会成立，帕西人凯霍斯陆·乔克西（Kaikhushroo D. Choksy）被推选为首任会长，帕西人当时在斯里兰卡印度裔商人乃至整个印度裔移民群体之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值得一提的是，在近代斯里兰卡的印度裔移民中，泰米尔人劳工数量最多，但在对斯里兰卡社会经济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方面，近代印度泰米尔人完全无法和帕西人相提并论。

　　第三，斯里兰卡帕西人是该国受英国人影响程度最深、对欧洲文化接受度最高的族群之一。斯里兰卡帕西人与英国殖民者之间是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斯里兰卡帕西人的形成、繁荣和衰微过程都与英国殖民者在斯里兰卡的统治进程密切相关，是英国殖民时期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斯里兰卡帕西人是印度帕西人城市化、西方化、世俗化之后移民形成的，他们普遍接受英式教育，精通英语，许多斯里兰卡帕西人都有英国留学经历。斯里兰卡帕西人深度欧化的特征为他们的商贸活动提供了诸多助益，也为其赢得较高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创造有利条件。1839年首届锡兰商会召开之际，全国仅有11家商业公司获得资格参会，除了2家帕西人的公司之外，其余全是英国人的公司，这印证了帕西人与英国殖民者之间非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同时也说明英国人选择斯里兰卡帕西人作为其对外贸易的伙伴。另一例证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殖民官员亚历山大·约翰斯顿（Alexander Johnston）在写给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信件中明确提到，当时定居斯里兰卡的群体包括马拉巴尔人、低地僧伽罗人、高地僧伽罗人、、帕西人，这说明人数并不占优势的帕西人在英国人的历史书写中也享有一席之地。

　　第四，斯里兰卡帕西人虽然是近代移民才形成的少数族群，但对斯里兰卡公共事务的参与度高，对国家的认同感高。第一代斯里兰卡帕西人同时具备印度人和英国人的双重身份属性，后代通过参与斯里兰卡的经济政治、公共事务逐步融入斯里兰卡社会，建立起对斯里兰卡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斯里兰卡独立不久后，独立纪念堂的设计和修建工程拉开序幕，在负责总设计的8名著名建筑师中，2位都是帕西人，分别是时任国家高级建筑师霍米·比利莫里亚（Homi F. Billimoria）和助理建筑师霍尔木兹治·比利莫里亚（Hormusji J. Billimoria）。英国殖民时期斯里兰卡的官方建筑都由英国建筑师负责设计，本土建筑师仅作为助手从事辅助性工作，因此独立纪念堂的自主设计被赋予独立主权国家的内涵。该建筑物以斯里兰卡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康提王国的庆典大厅为蓝本，意在恢复斯里兰卡的本土性和独立性。政府官方指派帕西人设计具有本土性政治含义的国家级建筑，既说明国家认可斯里兰卡帕西人的公民身份及其杰出才能，也说明斯里兰卡帕西人经过长达150多年的岁月，已经作为斯里兰卡独特的少数族群融入这个岛国，成为斯里兰卡多元文化的一份子。正如阿班·佩斯同治所言：“斯里兰卡是我们的家，我们爱这个国家。我们群体不大，但与其他族群和谐共处，尽力为国家发展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历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僧伽罗民族主义的冲击仍选择留居的斯里兰卡帕西人对国家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斯里兰卡帕西人之所以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离不开其对斯里兰卡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和重要贡献，以及斯里兰卡历任政府对帕西人成就的高度认可和嘉奖。斯里兰卡帕西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属于斯里兰卡社会中的精英阶层，在商贸、政治、外交、法律、慈善、医疗、建筑、体育、教育、传媒、军事等各领域的表现令人瞩目，对斯里兰卡近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被斯里兰卡当代历史学家扎米尔·卡里姆（Zameer Careem）评价为“作出巨大贡献的少数族群”。

　　第一，商贸领域历来是斯里兰卡帕西人的主要阵地，他们对英国殖民时期、独立后乃至当今的斯里兰卡经济发展和转型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殖民时期，斯里兰卡的进出口贸易主要掌控在英国人和印度人手中，印度人垄断了大部分零售业。具体而言，科伦坡的出口和进口贸易分别掌握在不同族群的外国人手中，由于咖啡、茶叶、橡胶等出口货物的市场基本面向欧洲，早期的种植园主基本上是欧洲人，因此其出口贸易主要由欧洲人掌控；大米、面粉、鱼制品、棉纺织品等进口货物多产自印度，故而进口贸易主要由印度商人经营。斯里兰卡帕西商人从事欧洲人和印度人的双重业务。一方面，他们之中不乏种植园主和种植园经济作物出口商，代表人物有纳里曼治·霍尔木兹治（Narimanjee E. Hormazjee）、苏拉布治·律敦治（Sorabjee Ruttonjee）、科瓦斯治·科伦坡瓦拉（Cowasjee E. Colombowalla）等；另一方面，斯里兰卡帕西商人更重要的业务在于推动南亚地区印度、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三国之间的商品流通，进而确保亚非欧三大洲贸易货物的畅通。19世纪斯里兰卡最负盛名的帕西人公司当数弗兰姆治·比卡治公司（Framjee Bhikhajee and Company，以下简称弗比公司），该公司由可汗家族在科伦坡创办，总部设在印度孟买，1890年入选锡兰商会会员公司。弗比公司的主营业务包括出口椰子油、咖啡、茶叶等当地特产，销售烈酒等进口物资，还涉及银行业务、订货代理、开办椰子油生产厂家，业务遍布全球，吸引了大批来自印度、东非、东南亚的帕西人来此就业，其中包括后来定居斯里兰卡并成为重要人物的鲁斯坦姆治·曼切赫尔治（Rustomjee Muncherjee）和凯霍斯陆·乔克西。

　　此外，进出口贸易极大促进了科伦坡的船务代理公司和相关工业的发展，大型汽轮公司通常将船舶运输业务交由斯里兰卡当地私人船务代理公司，20世纪之前这类船务公司的运营者包括斯里兰卡人、印度人和英国人。斯里兰卡帕西人因其丰富的航海经验、雄厚的资金支持、遍布海外的家族网络在船舶制造运输业也占一席之地。帕西造船商分布于科伦坡、加勒等西部沿海城市和亭可马里、拜蒂克洛等东部沿海城市，便于制造和修理往来经商船舶。19世纪40年代印度帕西人吉吉海·达达海（Jeejeebhoy Dadabhoy）引进蒸汽航运，并建立起煤炭船运公司，他同时也是马拉巴尔海岸、锡兰、爪哇岛等地种植园的投资商。由此可推测，斯里兰卡帕西船务公司的人员、资金、技术、设备等都直接源自印度帕西人。斯里兰卡帕西人逐步拓展家族产业营业范围，除了上述主营国际贸易、船舶制造之外，吉拉（Jilla）、比利莫里亚（Billimoria）、凯普顿等帕西家族还涉足椰子油炼化、烘焙食品加工、纺织品加工、服装干洗等制造业和服务业，进一步转向斯里兰卡国内金融业、保险业、娱乐业等其他经济行业，为提升殖民时期斯里兰卡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贡献力量。

　　独立后，尽管斯里兰卡帕西人口剧减，整体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选择留下的斯里兰卡帕西人继续在经济领域表现突出，尤其是凯普顿家族在迅速发展转型的斯里兰卡金融商圈可谓举足轻重。被誉为“斯里兰卡巴菲特”的索力·凯普顿，2005年因其在商业和慈善领域的卓越贡献被授予“德沙曼亚”国家荣誉称号，时任斯里兰卡总统钱德里卡·班达拉奈克·库马拉通加（Chandrika Bandaranaike Kumaratunga）亲自为其颁发奖章。2019年斯里兰卡国际商会授予索力·凯普顿“年度商业成就奖”时如此评价：“在此我们向斯里兰卡商业领袖致敬，多年来他取得无与伦比的成功，建立起一个承受数十年风雨的商业帝国……他是对我们当今商业世界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商业领袖。”索力·凯普顿是科伦坡证券交易所（CSE）主要投资者团队的二号人物，该团队是推动科伦坡证券交易所和斯里兰卡股价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掌控交易所排名前40的上市公司，其投资涉及约翰·吉尔斯控股有限公司（JKH）、化学工业科伦坡控股有限公司（CIC Holdings）等斯里兰卡著名上市公司，以索力及其子女为代表的凯普顿家族是JKH和CIC企业最大的斯里兰卡籍股东。在2011年斯里兰卡富豪排行榜上，索力排名第二，持股价值将近304亿卢比，索力的女儿丽扎·凯普顿（Liza Captain）排名第十。此外，索力的儿子鲁西·凯普顿（Rusi Captain）也是知名企业家、投资家，他是亚洲股票经济公司、亚洲资本、亚洲联盟的联合创始人，兼任CIC、哈顿国家银行（HNB）等上市公司以及多家私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凯普顿家族的投资领域涉及房地产、银行、服装、油漆、农业、塑料制品、制药等，直至今日仍为促进斯里兰卡经济发展和证券交易发挥巨大影响力。

　　以阿班·佩斯同治为核心的佩斯同治家族也在国家独立后的经济领域崭露头角。该家族于1968年创建的阿班集团（Abans Group）如今已发展成为斯里兰卡规模最大的零售企业之一，不仅为历经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的斯里兰卡重振经济作出巨大贡献，还对当代斯里兰卡民众的消费理念和生活方式产生变革性影响。阿班集团的多元化业务涉及零售、房地产、制造业、物流、环境管理、金融、酒店业等行业，积极引进国际知名品牌和先进技术，成为改变斯里兰卡消费市场的领头羊。该集团遵循帕西人擅长国际贸易的传统，主要从事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业务，合作对象涵盖英国、日本、韩国、泰国、中国等国。1977年起斯里兰卡政府实行经济自由化改革，阿班集团率先引入伊莱克斯、胡佛、领豪、LG电子等全球家用电器领先品牌，有效改善斯里兰卡人民的家居生活条件。1998年阿班集团率先将麦当劳引入斯里兰卡市场，成为在斯里兰卡开创国际食品连锁店的先驱者。2021年阿班集团全资收购新开发的科伦坡市中心大厦（CCC），该商业综合体包括豪华公寓、国际购物中心、美食中心和国际酒店等多种功能，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推动科伦坡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截至目前，阿班集团在斯里兰卡全国的门店数量超过400家，集团员工超过10000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阿班集团的员工多数为僧伽罗人，但其董事会由佩斯同治家族实际掌权，在7名董事会成员中有4位都是帕西人。阿班集团的创始人兼现任总裁是阿班女士，因其在商贸领域的杰出成就荣获国内外多项大奖，2000年获斯里兰卡妇女工商会颁发的“年度女性企业家奖”和南盟妇女协会颁发的“杰出女性成就奖”，2006年获世界女企业家组织颁发的“年度世界杰出女企业家奖”。阿班的子女萨罗西·杜巴斯（Saroshi Dubash）、贝赫曼·佩斯同治（Behman P. Pestonjee）、鲁西·佩斯同治（Rusi P. Pestonjee）担任阿班集团的总经理、执行经理等重要职务。

　　第二，从20世纪初开始至今，斯里兰卡帕西人为该国政治、法律、外交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斯里兰卡帕西人从商界跨入政界的行为最先是从参加市政委员会开始的，1902年起以可汗家族为代表的多名帕西人相继成为科伦坡市政委员会成员，包括佩斯同治·可汗（Pestonjee D. Khan）、曼切赫尔治·可汗（Muncherjee F. Khan）、比卡治·可汗（Bhikhajee F. Khan）、杰汉吉尔治·霍尔木兹治（Jehangirjee Hormusjee）、法拉姆若泽·达达博伊（Faramroze Dadabhoy）等。1923年，可汗家族出资修建可汗钟塔，塔上碑文明确记载这是以科伦坡市政委员会的名义捐赠给民众，这反映出当时可汗家族的雄厚财力及其在科伦坡市政委员会的重要地位。可汗钟塔至今仍是科伦坡地标建筑和著名旅游景点，专门配有看护、保洁和维修人员，然而可汗钟塔背后的可汗家族已被民众遗忘，因为殖民时期根基深厚的可汗家族在斯里兰卡独立后返回了印度。

　　独立后，乔克西家族在斯里兰卡政法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该家族四代人在斯里兰卡扎根至今已有140年历史。第一代凯霍斯陆·乔克西（1863—1938年）出生于印度苏拉特，1884年因弗比公司印度孟买总部的海外业务被派往斯里兰卡，担任公司的会计、经理、代理律师等职务，后担任科伦坡印度商会首任会长。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于1931年访斯期间，凯霍斯陆代表斯里兰卡印度裔群体予以接待并致欢迎辞，商业成就带来的社会地位以及身份特殊性使其成为斯印两国外交使者的不二人选。第二代纳里曼·乔克西（1898—1975年）出生于斯里兰卡，是斯里兰卡独立前后著名的律师和法官，被时任总检察长赞誉为“四五十年代法律界的四巨头之一”。他于1947年被英国殖民政府任命为御用大律师，1950年被新政府授予“杰出公民”称号，1951年晋升为斯里兰卡最高法院代理法官，先后担任锡兰纳税人协会主席、土地征收审查委员会主席、地方政府调查委员会主席等职位，当时在政界流行的《乔克西报告》以其姓氏命名，充分说明纳里曼在政府机构中的重要作用。第三代凯尔沙思普·乔克西（Kairshasp N. Choksy，1933—2015年）可谓帕西人在斯里兰卡政法界成就最高的领军人物。他于1958年取得律师资格，在科伦坡市民事法庭担任首席律师，1981年被任命为总统法律顾问，同时担任斯里兰卡律师协会法律委员会主席、斯里兰卡政府以及多国驻斯使馆的高级法律顾问，1986年曾作为斯里兰卡代表团成员出席联合国大会。1989年他以国家名单专为技术专家预留席位的提名议员身份进入议会，在1989—2010年间连续担任议会议员，还先后担任宪法和国家事务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为斯里兰卡的宪法、财政、社会福利乃至涉外事务都作出重要贡献。第四代维什塔斯普·乔克西（1969—）在科伦坡从事律师职业，主要在地方法院和高级法院从事民事诉讼，2019年被任命为总统法律顾问，也曾担任阿班集团旗下金融机构、金钥匙信用卡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回顾独立前可汗家族和独立后乔克西家族的发展史，不仅见证了斯里兰卡帕西人从商业领域向政法外交领域跨界的巨大转变，还反映出他们从地方政府到中央政府、从司法部门到政府部门、从国家内部事务向外交事务的逐步拓展，这一影响力持续一个多世纪直至今日。

　　第三，斯里兰卡帕西人在慈善、医疗、建筑、体育、教育、传媒、军事等其他领域也大放异彩。慈善事业一直是斯里兰卡帕西人为国家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关键所在，其资助涉及医疗、教育、扶贫、宗教等诸多领域。受琐罗亚斯德教“善思、善言、善行”三善原则的影响，斯里兰卡帕西人在经商主业之外，还不遗余力地积极参与斯里兰卡公共设施和福利社会的建设，为斯里兰卡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医疗卫生领域，斯里兰卡帕西人培养出了大量优秀医生，代表人物包括鲁斯坦姆·佩斯同治（Rustom Pestonjee）、库尔希德·鲁斯坦姆治（Khurshed Rustomjee）、贾姆希德·达达博伊（Jamshed Dadabhoy）等，他们为斯里兰卡消除疟疾发挥重要作用，积极建设并管理癌症社区和眼科医院。建筑领域的杰出代表霍米·比利莫里亚和霍尔木兹治·比利莫里亚都曾担任斯里兰卡国家首席建筑师，设计建设了多座地标建筑物，包括独立纪念堂、“新年花园”拜火庙（Navroz-Baug）、宪法委员会办公楼、埃尔芬斯通大影院等著名建筑。在体育领域，斯里兰卡帕西人组建帕西运动俱乐部，他们不仅在族群内部开展体育训练，还积极与外族人切磋交流，大力资助国家高水平职业体育俱乐部。斯里兰卡帕西人擅长板球和乒乓球运动，吉拉、佩斯同治、凯普顿等家族多名成员有国家级或国际性大赛参赛经历，佩斯同治家族还有成员曾担任斯里兰卡乒乓球协会主席。

　　综上所述，斯里兰卡帕西人在斯里兰卡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至今依然持续发挥其影响作用。本文前引“作出巨大贡献的少数族群”的赞誉，若以斯里兰卡帕西人的人口数量与其对斯里兰卡所作出的贡献为参照系来看，是毫不夸张的。

　　斯里兰卡帕西人是英国殖民时期斯里兰卡印度裔移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和发展深受西方殖民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这与南亚、东南亚、非洲各国的印度裔移民状况类似。国内外学界对斯里兰卡印度裔移民的认识普遍局限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以泰米尔人为主的种植园契约劳工，反观以帕西人、波哈拉人为代表的西印度商人和以齐智人（Chettiars）、摩尔人（Moors）为代表的南印度商人等自由移民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从微观层面以斯里兰卡帕西人作为斯里兰卡印度裔自由移民的典型案例，论述印度裔移民殖民时期在斯里兰卡发展壮大、独立后日渐衰微、与此同时建立国家认同感的曲折过程。帕西人从历史上的过客身份向定居者身份转变，最终形成斯里兰卡帕西人这一为该国作出巨大贡献的少数族群，一方面对全球化背景下边缘族群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另一方面也对移民接受国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帕西人是迁徙移民形成的族群，进一步探讨斯里兰卡帕西人与印度、东南亚、中国、东非等地区的帕西人的互动关系，可以为研究南亚、东南亚、东亚、东非之间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提供新的微观视角。